活动公告：

设计师林振中：呼吁城市的历史保护

　　来到林先生在北京东郊购置的新房，最显眼的就是挂在大门旁的圣经，作为一个基督徒，林先生每天都要虔诚地祈祷，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林先生毫不掩饰自己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从没有留恋国外的奢华生活与花园洋房，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安家落户，过起了简单而平实的设计师生活，只是因为喜欢北方人的大气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还有属于设计师的那一份潇洒和自由。

　　范思（以下简称范）：作为一个来自美国室内设计师，您在中国已完成了不少的项目，可否讲一下您在这两地执业的心路历程和感触？　　林振中（以下简称林）：我1984年从台北到纽约，那时才26岁，我想也许我会老死在美国。27岁进入Pratt研究所，到加入ASID成为专业室内设计师经过了四个年头。

　　在念Pratt研究所的第二年，我就接到一个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餐厅的项目，它不仅要设计还要帮业主去申请，业主给了我两万块设计费，当时感到很自豪也很开心，觉得两万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设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遭到当地建筑管理部门的，我就去找他们理论，他们说你碰到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因为它在历史保护区。那时我开始想什么叫作历史保护？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台湾的教育背景下走出来的人而言，完全不能理解，所以一点概念都没有，怎么会有一个叫布鲁克林的街区整块被叫作历史保护区呢？

　　案子做到一半不能说就不做了，接下来我做了一系列的公听会和公开演示(这也奠定了我今天来到北京的一个基础，那时我还会经常带着图纸回到台湾去画图)。

　　这简直是一系列梦靥的开始，我要通过六次社区公听会(即北京所谓的社区委员会)，布鲁克林这个街区的人不少，我需要向大家解释这个餐厅怎样做，原来的建筑要怎样改，为什么要这样改，宴会厅放在哪，排烟机怎样设置，门面怎么做，一个一个细节我都画得非常仔细，还要说明新的建筑处理没有破坏整个小区的历史风貌，当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在场，这样经过五次以后，我就算通过了。然后他们把一封信交给历史保护委员会，这时候困难才真正开始，因为在社区公听会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专家并不多，而进到历史保护委员会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他们派了一个专家来辅导我，要求在三个月后作说明。我于是非常仔细地画那些效果图和立面图，三个月后终于要面对所有的专家学者了。我记得那天我排第六号，前面五个人都是来自建筑师事务所的，他们带着业主、秘书或者顾问———都是些老先生老太太———来说这个建筑的好处。

　　记得我的业主是一个中国人，我带着一个老秘书上台，我想反正前面也没过，我没过也是应该的。我就跟业主讲，没过就算了，你这家店就别开了，换一个地方再开吧。然后我就开始演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教的就是表现和演示技巧)，我对他们说，我还不是一个注册设计师，当时还没有拿到注册号码，我是代表我的合伙人另外一个建筑师来的，我那时的英文也不是太好，只能够勉强地回答他们，最后我的方案居然获得了通过，作为一个28岁的年轻人，我可以当着那么多人把一个建筑物从里到外介绍给美国人而且还获得通过，这使我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这个案子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一个城市、街区怎样进行历史保护。北京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而美国的历史只有200多年，国内很多设计师做项目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考虑设计的问题，却从来没有想过怎样保护那么多的历史古迹。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却没有想到怎样留取他们的精华，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比如说设计委员会来进行评定，这样的设计可不可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相对来说，美国在这方面控制得非常严格。大陆则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范：您认为室内设计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最关键的是哪一部分？

　　林：室内设计需要结合很多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有3大部分：比例、色彩、灯光，陈设配饰设计也很重要，会是日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而对于不同类型的设计来说重点也不一样，比如说住宅和酒店。我在美国和台湾做了不少豪宅，每一个富豪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需求，这对设计师来讲是一个挑战，住宅里面个人意见很多，包括他们请来的风水先生。他们都想通过设计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且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进行周到的考虑。比如台湾的苏周平是一个日本代理商，连续请了三个风水先生，第一个几乎把我的图纸全部改掉，第二个是我介绍的，我在带他去的时候跟他说，我的图是这样的，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别说了，结果他上去没改什么。业主这时就想第一个改了这么多，第二次又没改什么，那么两个都错了，再找第三个来，到底谁对谁错我现在也不晓得，但他现在住得挺好，我也就不说什么，不过如果有明显不合理的事情，我还是要向业主讲明。

　　范：您的设计哲学观是怎样的，比如你怎样看“以人为本”这一提法？

　　林：我尊崇的是实践哲学，我认为要有人住在里面的房子才有室内，而且要是活着的人，这样才有衣食住行等基本功能的需求，只不过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以人为本”的提法我很赞同，不过还要看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比如酒店设计，要考虑到酒店的投资者以及5年10年后的情况，要考虑交通动线。相信设计师都去过很多酒店，但有没有考虑到酒店在什么时候人最多？一般在宴会厅的会议散了以后人最多。怎样对这一两千人进行疏散？国内的情况一般都会有司机来接，那么大堂前面是不是有足够大的停车场？会不会遇到打劫？如果一个酒店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然后直接进入到室内设计，就算设计得再好，客人也不会喜欢在这家酒店用餐或是参加活动的。

　　范：目前有很多甲方要求设计师修改设计的情形，设计师的权利常常得不到尊重，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把握的？

　　林：我常跟甲方讲“你是外行领导内行”。争挚总是免不了，如果我觉得他的意见好，或是我确实有疏忽我就会接受，因为我希望把一个设计做好。

　　对于住宅设计来说修改最多，因为他是主人，只有他才知道怎样的设计适合他。我觉得一个设计师不要太执着于把自己的风格带到业主家里，因为这毕竟是主人住的。对于一个酒店来说经营者的意见非常重要，比如君悦和香格里拉，他们的经营者都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者和经营者意见有分歧时，我一定会等到真正的经营者出来，因为经营者有他一整套的手法，只有他负责成败，我们作为设计师是要负责帮助他增加成功的机率。

　　样板间和售楼处也是一样，如果他的行销策划没有做出来，我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是不能告诉他应该作什么方案的，我们必须等到整个行销策略出来以后，弄清他的销售对象是什么人，才能够开始考虑要做怎样的样板间。比如说亦庄开发区的人和北京西城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先把这种定位做好再开始做设计。

　　范：从纽约到北京，您觉得美国的设计教育与中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林：纽约确实比较活泼，太活泼了，十年前国内刚开始有室内设计的时候，室内设计师都是从一些杂志上来模仿，或是学习香港的模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开始加入一些我们自己的文化色彩，我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很多学生追求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好处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必拘泥某一派，可以自由发挥，只要处理好比例、灯光、色彩的关系就行，东拼西凑的东西多一些，没有一条事先拟定好的主轴线。比如说设计银行，国内的方式并不会对这家银行的历史和精神进行透彻的了解，而仅仅是觉得现在流行灰色，便也就做成灰色，这样的作品谁都会做。而国外的学生则会更多地加进自己的想法，会有一个主题进行引伸，会对银行的精神和企业的文化好好解读，并为它量身订造。　　(注：林振中为北京DCB国际设计营的国际设计师之一)